台灣早期睦鄰運動

對於社區工作的起源,就讀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的學生,無論是從課堂上或是教科書中,經常談論到的是19世紀末期,由英國牧師Samuel Barnett(1844-1913)於1873年在倫敦東區Whitechapel的St. Judes教區所進行之睦鄰運動(Settlement Movement),透過號召大學生投入貧困地區之各種教育性與服務工作,讓來自中上階級者可實際體驗窮人的生活,進而對社區中的窮人帶來生活態度與技能之改變,後來為了紀念Arnold Toynbee(1852-1881)的犧牲奉獻,於1884年所設立的湯恩比館(Toynbee Hall)更成為英國從事社區工作的重要機構,這股運動不僅在英國國內引起風 潮,隨後更受到其他國家從事社區工作者之倣效。對於這段歷史,許多人耳熟能詳,已成為人們對於社區工作歷史記憶的一部份,但是相對的,人們接著會產生的疑 問是,在這股國際睦鄰運動的風潮中,台灣早期是否產生類似的運動呢?如果有的話,它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運作呢?與英國又有什麼不同呢?

對於前述的疑問,這裡提供一個肯定的答案,但我們必須從台灣過去被殖民的歷史說起,在20世紀初期,離湯恩比館成立的時間並非相當久遠,當時台灣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,此時日本早已於1890年由一位社會主義者片山潛(Sen Katayama, 1859-1933)在東京成立金斯利館(Kingsley Hall)開啟了其睦鄰運動,雖然後來因為片山潛致力於無產階級解放運動,受到日本當局壓迫而式微,不過在1923年 東京大地震後,藉由東京帝國大學學生的投入,又興起了以大學生為主的睦鄰運動,可見當時日本已經逐漸學習西方有關睦鄰運動的相關工作;約此同時,面臨著與 西方國家相似的都市地區犯罪、貧窮與人口擁擠問題日趨嚴重,在參觀過英美兩地的睦鄰運動後,日本的社區工作亦發展出不同的路線,公部門扮演更多的角色,以 大阪地區為例,地方政府即插手介入了地方的鄰里工作,並在各地興建的會館,而非僅依賴私人或宗教團體的救濟工作,且更大的不同是,負責相關工作的人員(包 括公務人員)通常不像湯恩比館一樣住在會館當中,美國睦鄰運動的重要發起人Jane Addams甚至在1923年亦曾到訪日本進行相關參訪(Fujita, 2002)。

在日本殖民的這段期間,台灣亦於20世紀初期成立許多的「鄰保館」或「社會館」,其中最早的是由日人稻垣藤兵衛於1916年在大稻埕成立的「人類之家」所提供之各種社會教化與救助工作,其中並附設稻江義墊以教育附近失學子弟,其興起之背景,亦是為了因應當地都市化所產生之社會亂象,至於各地包括嘉義鄰保館(1934年)、台中鄰保館(1936年)、東勢社會館(1937年)、彰化鄰保館(1937年)、豐原社會館(1937年)以及清水社會館(1937年) 的設立時間則相對較晚。在前述七大會館中,除了人類之家較具私人慈善性質之外,其餘多數具備半官方的色彩,負責運作經營者多為地方「方面委員」之社會事業 助成會,其屬於一種地方團體,團體代表主要為地方行政首長(如知事、市尹)或庄長、街長,會員多為地方慈善家或中上階級者。可見,台灣早期睦鄰運動精神雖 然同樣是源自於英國的湯恩比館,但除了人類之家外,其運作方式則受到日本部份融合社會行政與社區工作之影響,並非完全屬於私人的志願性工作。

至於在相關業務部份,早期鄰保事業的主要業務是從事各種教化及救助工作,不過服務內容亦包括民眾指導、施醫、救護遊民、寄宿、發給旅費、婦女保護、斡 旋調停、保護不良少年、貸予兒童學用品、兒童供食、職業輔導講習等,以人類之家為例,其分為社會部與兒童部兩部,在1934年業務概況經統計如下(臺灣省文獻會,1960):

1934年人類之家業務概況

社會部

兒童部

民眾指導

施    醫

救護遊民

寄    宿

發給旅費

婦女保護

斡旋調停

531

96

70

58937人次

41

26

98

保護不良少年

貸予學用品

兒童供食

職業輔導講習

夜間國語(日語)講習

寄宿

14

75

6621人次

9

42

23

       

資料來源:整理自臺灣省文獻會(1960)

可見其相關服務項目完全不遜於現今綜合性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人類之家的經營者稻垣藤兵衛本身雖為日人,卻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(anarchist),致力於關心台灣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,並試圖籌組民間團體「孤魂聯盟」以從事無產階級解放運動,在日本統治臺灣期間,他亦發起許多社會運動,包括於1914年提倡當時已在日本內地發聲的廢娼運動,倡導兩性平權,以及為了被日本三菱財閥掠奪竹林一萬餘甲的竹山、斗六、嘉義三郡之農民,於1925年以稻江義塾為中心與日本政府及財閥周旋將年(史可乘,1954);至於稻江義塾則提供當地許多兒童之就學機會,台灣著名畫家洪瑞麟(1912-1996曾於1920年進入義塾中就讀,受到稻垣藤兵衛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精神之薰陶,其畫作中更充滿對於社會底層人民生活(特別是對於礦工)之描繪與關注。歷史學家林衡道(聯合報,1995/10/24,第34版)亦曾有如下描述:

日治大正十年,就是民國十年,那時我還是八歲的學童,常常坐手車經過「人類之家」門外,小孩子當然不懂「人類之家」的意義,只記得有一群穿著破舊衣服的小 孩,好像在那裡念書、唱歌,有些小孩圍著一位好像是日本人的老師,在彈著破舊的風琴邊唱歌,也有的做一些體操活動,那時我年紀雖小,但大概知道這個地方是 貧苦家庭子弟念書的私塾。

    即便有著前述的傳統,不過這個傳統並不像英國的睦鄰運動延續至今,伴隨著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戰敗,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並不願遺留過多日本殖民時期的制度,多視之為皇民教化之產物,亦去此遺毒而後快;儘管如此,與後期政府所推動 的各種社區工作相較,無論是社區發展或社區營造,其整合地方相關服務項目與地方領導者之功能,仍然是目前各種社區政策難以望其項背之處。

參考資料:
 史可乘(1954)。〈人類之家.臺灣ESP學會〉。《臺北文物》,3(2):91-93。
臺灣省文獻會(1960)。《臺灣省通志稿》(卷三政事志社會篇)。臺北:臺灣省文獻會。
Fujita, H.(2002). Early Settlement Houses of Japan and Neighborhood Houses of the City of Osaka.
http://www.sanart.org.tr/artengaged/ArtEngagement_HarihikoFujita_Paper.pdf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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